文/曹中勛
薪酬治理是組織戰略中最核心的部分。原始社會部落成員平均分配收獲物,商鞅在秦國建立軍功制,紅軍三灣改編確定官兵待遇平等制,小崗村分田到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等等,都是為了突破組織困局,以薪酬治理創新支持組織轉型。
這里有兩張圖。第一張圖解釋了今天我們面臨的組織發展困局。只有理解了這張圖,才能理解第二張圖,才能做好治理策略的選擇,才能知道用哪些工具。
我們來看第一張圖。當前企業面臨的組織戰略困局,并非一日發生,而是由十余年來逐漸演化、相互疊加增強的五個挑戰構成的:
A. 第一個挑戰,要從社會生產方式變化談起。
經過數十年的和平發展,我們已經度過短缺時代,跨入了充足時代。帶來的結果是什么呢?帶來的結果,就是個性化生產日增。比如,過去衣服只要是能保暖就行,現在面料、款式、色彩都求新奇,所以現在服裝企業的款式上新甚至要以日計算,這是活生生的例子。
個性化生產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需求變化會非常快。司馬遷《貨殖列傳序》中說:“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一種東西供應充足,時間久了,人們就膩了,需求就變了。
這還意味著過去的組織方式不適應了。
這對企業經營有什么影響?
影響就是,這必然使得經營環境變化的頻率加快。而要在變頻過程做到無縫銜接,是很難的,所以經營效果(利潤)的波動性也不可避免地會加大。
B. 故而,在經營環境變頻過程中,企業轉型、變形以銜接變化的能力,決定了企業生存的能力。
就像池塘完全干涸之前能夠迎來新的雨季,便可重新蓄水,水中魚蝦便可重新繁榮。否則就會垮臺。
轉型變革可能包括哪些因素?
包括業務(產品)創新和組織創新變形。首先是業務、產品更新能夠快速跟上環境變化。而這又必然會帶來組織運營創新的要求。新的業務、新的產品,大概率需要新的技術、新的供應鏈路,甚至是新的業績評價考核方式。這必然會引起一部分員工的不適。所以,雇員的規模、雇員的成份、組織的流程大概率都需要調整。
這意味著什么?
這意味著組織成本可能大增,從而加重了企業經營效果(利潤)的波動幅度。近幾年很多企業就此倒下,便是如此。反過來說,如果你有能力控制成本變化的幅度,就會減少企業經營效果的波動幅度,從而生存下來。
C. 因為轉型變革的要求,以創新改良為核心的知識工作的關鍵性持續上升。
這是不言而喻的。為了加速業務、產品、組織運營創新改良,你必須依賴于知識工作。
AI技術發展,企業中流程性工作被機器人取代的速度加快,使知識工作決勝性的程度更加上升。
D. 知識工作的效果很難在短期內進行評價,特別是難以直觀評價。
這意味著,組織運營創新的難度加大。因為你不能快速地知道結果,因此也就不能快速地確定哪些創新會有效。另一方面,你還不知道如何激勵他們快速地試驗創新,因為在結果出來之前你不知道誰是更好的雇員。
這也意味著,激勵的效率可能會降低。這又可能降低創新改良的效率,使你的經營效果雪上加霜。
E. 新一代知識工作者浸淫的社會文化潮流、法律環境不同,形成了常規性的企業立法技術挑戰。
新的環境要求企業管理(評價考核,乃及薪酬)上加強規則性(立法性),減少主觀性(經營性)。
(為了避免麻煩,在這里我不想展開解釋這一點。如果有機會一對一的交談。我會做細致的解釋。)
更令人沮喪的是,D、E兩點相結合,又加大了成本和效率的不確定性,阻礙了企業轉型變革的能力,從而進一步增強了經營效果的波動性。
所以,這五個因素是相互關聯、疊加、增強的。它們構成了一個完美的困局。如下圖。

美國學者約翰遜和斯科爾斯于1999年出版的《戰略管理》一書中提出了PEST戰略分析模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其中的P(政治、法律)、E(經濟)、S(社會)三個因素,我們今天都碰到了。
怎么辦?
A、B、C三項,皆為結構性的外部因素,非企業本身人力可控,但它們又受到了D、E的增強作用。破局之道在于破解D、E對A、B、C的負面增強作用,從而消解A、B、C的破壞作用,進而形成組織發展的正向循環。如下圖所示:

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創新考核評價(破解D)、立法技術(破解E),一方面加強組織成本的總控性,另一方面加強薪酬分配的可變動性,從而達到幾重相互疊加增強的困局突破效果:
將經營效果波動性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內(消解A),增加企業在轉型期間的生存能力,從而有能力在更長的時間周期中按照工作效果來評價和激勵員工,從而有利于識別出值得激勵和投資的員工(加強破解D)。這尤其對知識工作者意義重大;
可變性有利于將有限的人力資本向已識別出的值得激勵和投資的員工傾斜(消解C);
前述效果又有利于組織提高轉型效率(消解B),反過來加強組織發展能力(加強消解A),從而使組織有更強的財政能力用于激勵和投資員工。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組織發展的正向循環,從而突破組織發展困局。
(根據曹中勛老師《總控可變薪酬治理技術》課程戰略部分整理)